金灿灿的生命 ——记绥化管理局原副局长莫余生 宗瑞林 莫余生原名莫正民，1913年生于山东省莒县乡村一个不太富裕的家庭里。幼年读私垫， 15岁投军，先后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军队任职，从士兵、下级军官直至旅长。在党的政策感 召之下，于1944年11月率领近4000名伪军，一举歼灭了莒县的日伪军举行起义，给敌寇以沉 重打击。对莒县的战局，对山东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受到当时山东军区首 长罗荣桓等的嘉奖和接见。为表示彻底与旧时代决裂，更名莫余生。起义后转战山东和东北 ，历任山东军区第二旅旅长、山东军区参议、东北军区解放军官教导团一团副团长等职。19 46年8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后，他随同部队转战北 大荒，同广大指战员一起参加宝泉岭农场的建场工作。从那时起，历经30个春秋，把自己似 金的余生献给了北大荒。 (一) 1952年，在莫余生任东北国营农场管理局秘书处长期间，正是农垦事业的初创阶段，他 主动要求到**艰苦**需要的地方去，上级派他去萨尔图畜牧农场担任场长。1953年春，他离 开哈尔滨，携全家老小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茫茫的荒原，数十里至百里没有村庄。解放前豺狼遍野、土匪出没。是有名的风沙、干 旱、盐碱地区，盛产苇子和羊草，适合发展畜牧业。这里没有一条像样的大道可走，晴天走 起路来尘土飞扬，特别是初春和深秋，狂风阵阵、呼吼不停，刮得昏天暗日睁不开眼睛。刚 出土的小苗，连根带土一起刮走了。有人风趣地说这里是：“石头滚子刮上树。”那里的水 是咸的还带点苦涩的味道，像米汤一样混浊。人们喝了长粗脖、大骨节、满口黄牙。住的是 “干打”土盖平房。傍晚，蚊子猖獗起来，嗡嗡响，成群结帮而来，折腾得人们彻夜难眠。 吃的是高粱米、大子。蔬菜也很少，除了逢年过节平时看不见鱼和肉。不论是自然环境， 还是生活条件，一般人是难以忍受的。有人说：在这里入党、提干用不着考验，能呆上三年 五载就足够条件。真正愿意在那里干的人是少数，更不要说是扎根了。而莫余生却不一样， 他到了那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草原，就爱上了那个地方。人们向他诉说那里的苦情，他却豪情 满怀地说：“苦算得了什么？没有苦哪里有甜。”这就是他的苦乐观。他把家安顿在刚刚打 扫过的牛棚里，就跻身于火热的牧场建设中。 建场之初，缺少骨干，缺少技术，资金不足，困难重重，办一切事情都得勤俭。当时场 部各科室的办公地点，都分散在修改过的牛棚里。为了集中办公，更好地发挥机关工作效率 。1954年盖了一栋四五百平方米的办公室。为了节省投资，有效利用它，没有按规格化标准 建造，而是按照每个科室定员，按人头设计的办公室。室内面积都很小，外来办事的人连坐 的地方都没有。一间收发室还要把秘书和总务挤进去办公，三位场长共用一个办公室还要兼 做会客室。当时场里没有电灯，夜间办公点蜡烛。每个科室每月需要点几斤蜡烛，他都做了 严格的明确的规定。一次保卫科的人去领蜡，秘书告诉他，你们已经超过规定了，再领蜡需 经场长亲自批准。当时莫余生用的交通工具是一辆“斗车”，即双人座位的两个轱辘的小马 车，自己坐车自己赶，跑起来前后颠簸，下雨天，溅得脸上身上都是泥；冰天雪地里跑不多 远手脚就冻麻木了。莫余生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不讲排场、图阔气。就连不太多的场长基金 ，也是长流水省着花，直到他离任时还有结余。 他在每年的九、十月份，草归垛、粮进场的时候，必定到下面走走，深入调查研究，掌 握第一手资料。回场部后，他拿着旧式大算盘，噼哩啪啦地盘算一年的盈亏大账，考虑下一 年的方针大计。对各方面的情况，莫余生都了如指掌，做到胸中有数。当时畜牧生产处于混 乱、粗放、一般化状态，要发展就得下一番苦功夫进行调整和治理，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先 是建立健全育种科研和疫病防治机构，配备专业人员，充实加强畜牧队伍。组织干部和职工 从整顿畜群着手，一方面认真地检疫，把一头头的病畜，严格隔离开，采取防治结合的方法 ，逐渐淘汰和消灭病畜，净化畜群。一方面发展健康畜群，把一头头优质高产畜，集中到核 心群，开展育种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选育出大批优良种畜，使萨尔图种畜场成为东北细 毛羊、北方黑白花奶牛、黑龙江马三个新品种的育种基地，把畜牧业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到1955年10月，原来分散经营的七八个小牧场，先后走上统一经营的道路，创建了红色草 原牧场。莫余生担任了第一任场长。 1957年，上级决定在牧区建设一个规模较大的猪场。在草原上养猪，这是件新事物，难 度很大。不仅需要的饲料量大，还要新建人工牧地。莫余生带着这些问题，亲自率领有关人 员去踏查。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勘测，反复的比较，精心的规划，才把场区和场址定下来。建 场时，正处在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里，一切都要按照“大跃进”的步伐走。要把两年建场的 任务一年去完成，要当年开荒当年种地，要当年建场当年养猪，养猪从500头增加到1000头。 各项指标都在翻番，任务繁重而紧迫，压得场里干部喘不过气来。在这关键时刻，莫余生亲 自到了猪场，帮助指导建场。他和职工一样，住在临时宿舍里，粮食不够吃就掺土豆充饥， 没有蔬菜只能吃咸菜。为了多打粮，他帮助组织和动员全场力量，从9公里外的喇叭甸牛场往 新荒地送粪。白天马车运、夜间用人拉，起五更爬半夜，夜以继日连轴转，终于战胜了重重 困难，胜利地完成了春耕任务，打开了建场的局面。他们还先后建起了9个独立的奶牛、马、 羊、猪等种畜场。拥有职工3万多人，草原20万公顷，耕地3万多公顷，奶牛8000头，马7000 匹，羊和猪10万多头，堪称全国四大牧场之一。1967年经国家有关部门鉴定，承认了东北细 毛羊新品种。这种羊毛绒长，大群平均每只羊年产毛六七公斤，细度为64纱，毛肉兼用，是 纺织高级毛料的**受欢迎的原料。培养出的奶牛，在野外放牧粗饲料饲养条件下，大群平均 每头年产奶4500公斤。培育出的挽乘兼用型马，速度快，挽力大，长得结实而匀称，深受农 村的欢迎。还向国内外提供了大量的优良种畜，肉类、皮张、牛奶、奶粉、奶油、奶酪以及 其他乳制品。 1960年，牧场的发展已经进入高潮阶段。这时，轰动全国、震惊世界的石油大会战在草 原中心萨尔图打响了。全国都在支援，牧区更是一马当先了，当即成立了支援石油会战办公 室，莫余生亲自坐镇指挥。他把石油会战摆在比牧场工作更重要的位置，并提出了极严格的 要求：“一切为石油让路，一分钟也不能耽误。”当时各场正处在大忙的春耕时节里，场区 及周围误了石油会战的车，莫余生立即指挥停犁，抽出拖拉机，马车上去支援。哪里采油需 要占地、用房，莫余生毫不迟疑地让出。一些干部和职工，对此不十分理解，议论纷纷。他 斩钉截铁地说：“胸中要有全局，不能算小账，全国一盘棋。”随着石油的开采，需占用草 原10万公顷(牧区草原面积的一半)，牧场三分之一外迁，动迁一万多名职工和家属。动迁任 务量是很大的，其他8个垦区一时也很难接受和安置，只好兵分两路，一方面向其他垦区求援 ，一方面开荒建点。莫余生亲自率领全场科以上干部到现场勘查规划，终于决定扩建万宝农 场，动迁了近万名职工和家属去开荒建点。搬家是一项艰巨细致的工作，他亲自抓这件事， 先党内后党外，先骨干后一般，层层动员挨家挨户做工作。有的人想不通，宁可受处分就是 不走，难度非常大，哪里难度大，他就到哪里做工作。苦口婆心的讲石油的重要、讲大局、 讲奉献直到做通工作他才离开。 随着石油工业的开发，牧场的变迁，局机关更需要适应形势变化的要求。为了扭转被动 局面，莫余生在垦区三级干部会上提出：“精简机构，减少非生产人员，开源节流，大打翻 身仗”的要求。局机关干部积极响应，这次精简决心很大，是以科室为单位，按定员编制减 下一半人。方案定了，人减了，可出路怎么办？减下来的干部100多人，只会给基层增加负担 ，不会增加很大的经济效益。局党委**后决定，以减下来的人为骨干，以东风和春雷两个场 ，四个边远的生产队为基础组建农场。这个场一组建，工人、干部的雄心壮志很大，决心大 打翻身仗。为此，被命名为壮志农场。莫余生对办农场寄予了殷切的希望，他说：“要勒紧 裤带，过几年苦日子，做出贡献来。”并对建场方针和方向给予了具体指导。这个场的干部 和工人，在他的影响和推动下，场队干部不脱产，只规定工作日，边劳动边建场。干部出差 不住招待所，生产工具和运力都是东拼西凑，修旧利废，不买新的。艰苦创业第一年就有了 余粮盈了利。局机关内的人少了一半，工作显得格外紧张。莫余生则处处带头实干，不仅抓 机关，还要指导面上的工作，打水扫地样样都是自己亲自动手。他的实际行动，给全局树立 了样子，把牧区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里程。 由于工作需要，莫余生一度被调到黑龙江农业机械化学院当副院长，但他不愿在幽雅舒 适的环境里安然生活，一再要求重返垦区。组织上曾留他到省里某厅当副厅长，他说：“还 能在基层干几年!”又安排他到省视察室当主任，并劝他说“下边生活太苦，你身体不太好， 还是留在上边吧!”莫余生却说：“人没有受不了的苦，也没有遭不了的罪。让我干就上第一 线!若看我不中用了，那我就告老还乡，颐养天年了!”他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牧区，担任 了红色草原农垦局局长。重返牧区后，他狠抓农田和草原基本建设，在多种经营上下功夫。 建造纵横交织的防护林带，种草植树，防风固沙，改善环境。在草原上人工种草，划区轮牧 ，不断更新草原。 莫余生从机关到农场，从将军到场长，几十年风风雨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从不计 较个人名利得失，不顾职位高低，权力大小。 莫余生离开农场时曾说：“我要在这里选地方，把骨头埋在这里”这就是一个老垦荒战 士向党立下的誓言。 (二) 莫余生善于团结人，能充分发挥一班人的作用共同去战斗。在他当场长的时候，正是推 行“一长制”的年代。但他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从不搞“一言堂”凡是重大的有决策性的问 题，都是召开会议讨论决定。西部草原统一区划时，部分农牧场干部设想把我省西部草原地 区的农牧场统一组建到红色草原农垦局，建设草原城。以便于统一领导和规划；也有的认为 统一的条件不成熟。对这个问题，他开始不发表倾向性意见和主观见解，认真听取不同意见 和反映。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反复多次讨论，经过他亲自调查研究和反复测算才表了态，他 说：“现有的五个牧场，赔钱缺粮问题没解决，再把其他几个场都统起来，包袱会更大，那 就积重难返了，应脚踏实地地把现有牧场一个一个办好，有了基础再统一。”他说的有理有 据有远见，班子一致同意了他的意见。 莫余生敢于大胆放权，出了问题他主动担担子。1960年麦收之前，上报预测产量时，分 管领导和农业部门，没有汇报情况就上报了。那时正是“五风”盛行的时候，当时上级的一 些领导人，主观认定是隐瞒产量，欺骗组织。以此为罪名，召开了区委科以上干部参加的扩 大会议，批判所谓的“右倾”。会上莫余生主动担了担子，并如实地说明了情况。会后他约 同参加会议的那些领导人，实地察看了小麦的长势，事实证明了他是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 。他顶住了压力，一场风波算是平息了。50年代中期，由于设备上和管理上的原因，牛奶保 管不好常常变质，运输上洒、漏奶也很严重，一年要损失上百吨的牛奶。为此，上级追查他 的领导责任，并受到警告处分。他没有怨天尤人，没有责怪下级，而是主动承担了责任，并 引导下级工作人员，从主观上查原因，找教训，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堵住了漏洞，改 进了工作。 莫余生对地方党政领导十分尊重，和地方上的关系很密切，虚心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不 断改进牧场的工作。当时场部离县城30公里，他能放下架子经常主动地到县里汇报情况，得 到县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和支持。 莫余生经常深入基层蹲点，把握第一手材料，取得发言权，以点带面，推动全局的工作 。1964年，在红骥马场红胜队蹲点，他住在马厩里，起早贪晚帮助打扫院场，清扫厩舍，上 草运料，照顾病弱驹。他和职工一起到食堂就餐，排队买饭，早晚是咸菜就饭，中午一菜一 汤，从没有单吃单做过。他分工抓化肥，和职工一起干，职工身上有多少土，他身上有多少 泥，一直坚持到完成春耕任务。这一年连队取得了历史上未见过的好收成。 1966年，他去当时的查哈阳农垦局搞“社教”，一般人都是按阶段、步骤、完成任务了 事。而他去的目的则不同，他是为了通过“社教”，得到一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他认真、 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解剖查哈阳的问题，对照本局情况，得出恰如其分的结论，以便于 推动本局的工作。虽然莫余生身体不太好，但始终坚持在汽车队职工食堂就餐。那里吃的全 是粗粮，有时因身体或因工作误了吃饭，就只好到外面买个凉馒头，就着开水对付了事。大 家担心搞半年多的“社教”会把他身体搞垮，劝他到小食堂就餐，他硬是一次没去，一直坚 持到“社教”结束。他做错了事，勇于承认，不怕丢面子，哪怕事再小，他也认真对待。有 一年春节将临的时候，局里来了一部新影片《飞刀华》，预计在旧历正月初一上映。他得知 这个消息后，便找俱乐部主任商量能否提前上映，俱乐部不同意，他就尊重了他们的意见。 机关的同志在除夕这天，再三要求看这部电影，并催促党办和行办主任出面联系。两位主任 到俱乐部去商议，但他们仍坚持放映日期不改变。争来争去，**后采取个折中办法，不打乱 原定放映时间，只在小会议室，放给机关小范围看，在电影要放映的时候，莫余生把两位主 任找到他的办公室，态度很严肃地批评说：“不是不提前放电影吗？你们怎么说放就放？” 行办主任据理反驳说：“机关群众再三要求，又是除夕之夜，怎么好回绝呢？这个办法是和 俱乐部商量定的。”党办主任觉得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为了这点小事大过年挨批评，太不值 得，一声没吭就回家了。莫余生这一夜心里也很不平静，久久未能入睡。初一一大早，他就 先向常委们做了自我批评，拜年时又向两位主任赔礼道歉，以后又多次检讨。这位主任非常 不好意思地说：“老领导这么做，实在叫人过意不去。”他对己严，对人宽，对下级更是体 贴和关怀，有了困难及时帮助解决。1960年，很多人粮食不够吃，他主动为人口多、困难大 的人解决等米下锅之急。得知谁有了病，总是到床前去看望。他在绥化局当副局长时，得知 液化气供应紧张，直接影响职工生活的情况后，不顾年老体弱，天气炎热，亲自到四五百里 之外的林源炼油厂求援。 他关心别人胜过自己，对于个人生活却很不在意，对于他的家庭更是不闻不问。有人说 他是：“只管家门从哪开，不问柴米从哪儿来。”他家十口人，他和老伴的工资维持一家人 的生活还可以，但遇到特殊情况也难以应付。有一年大女儿上大学，他又经常外出学习开会 ，近去哈尔滨、远至海南岛，经常不在家。一时钱花多了，生活出现了困难。他不愿借钱过 日子，更不愿伸手向组织要补助，决意卖掉皮大衣来渡过难关。有人劝他：“年纪大了，冬 天又要到了，还是自己留着用，组织上会照顾的。”他谢绝了同志的好意，把一件他很心爱 的狐狸裘皮大衣卖掉了，还上了出差借的公款，解决了生活的燃眉之急。他在事业上勤俭， 在生活上朴素，到了80年代，人们的生活都提高了，普通家庭都有几件新家具，有点新摆设 ，而他家却没有。1980年他从牧场往局里搬家时，只用一辆汽车就人走家搬了。那时他装衣 物的一对木柜，表面是用油光纸糊的，50年代花18元钱买的一套桌椅还依旧使用着，家中连 个沙发和软坐椅都没有。他的装束和他本人一样，总是穿着一身普普通通的粗布中山装。谁 能相信这就是为革命奋斗几十年，有着特殊贡献的十一级高干呢!他的心中只有党的事业，只 装着北大荒。 莫余生常说：“现在当官不是当官做老爷，是为人民服务，是人民的勤务员。他和当地 群众关系很密切，从不损害群众利益。深受群众爱戴。提起“老莫头”远近闻名，就连公社 的农民，都知道萨尔图有个“老莫头”。 在文革中，他被揪斗关押，群众想方设法暗中保护他。老工人怕造反派揪头发斗他，就 给他剃个光头。他吃饭时喜欢吃点葱蒜，炊事员就偷偷掖给他。造反头头不准他吃细粮细菜 ，不准喝牛奶，硬逼着炊事员给做粗粮、素菜。老师傅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看到老领导又 劳动，吃不进饭，身体受不了，偷偷地掉下了眼泪。没过三天，他们就硬着头皮不单做了。 造反派看到他又和职工吃一样的了，便告诉炊事员不准这么干，炊事员们则顶撞说：“没有 炊具，没有人，要单做你们做。”硬是顶了回去。造反头头又规定，吃饭前先“请罪”，开 饭时，一排一长串，很长时间才能“请完罪”。一位很厉害的女炊事员，看到老领导折腾半 天才吃饭，饭菜都凉了，不忍心看下去，便冲着“看守”喊：“你们吃不吃饭？不吃饭我们 就下班了。”“看守”赶忙解释说：“这是上边的规定”。她很严厉地说：“我们不管是谁 的规定，我们就管开饭。”从此，这个规定被取消了，炊事员还小声告诉他：“想吃啥吱声 。”有一次揪斗莫余生到壮志农场，职工为了让他吃好，休息好，以改善职工生活为名，把 午饭改成炖肉、炒菜，吃细粮。有些职工为了表示对他的同情和支持，偷偷把他找到僻静的 地方下象棋。他虽然身陷囹圄，遭受迫害，宁愿自己受皮肉之苦和精神上的折磨，还是极力 保护干部群众。把许多所谓的“罪责”统统揽到自己身上，不牵连任何人。使许多干部和群 众免遭迫害。在“文革”中造反派故意歪曲历史，诬陷他是“假党员”，被打成“走资派”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关押和劳改多年。无论对他多残忍，施加多大 压力，他对党的信念始终毫不动摇，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假党员”。长时间蒙受不白之冤， 忍受痛苦和折磨，他没有牢骚，不去埋怨。他知道这不是他一个在受难，全党也在受难。他 相信人要活着是要向前看的，这是个真理。 莫余生被“解放”后，还没给分配工作，他就投身到引嫩工程一线，修建红旗泡水库的 战斗中去了。这是亘古以来，在这片草原上建起的第一座水库。他为能亲手修建感到莫大的 安慰。 1979年他的冤案彻底平反了，分配到黑龙江省绥化国营农场管理局任副局长，分管常务 工作。他虽已年逾花甲，仍是不懈地努力工作和学习，耐心细致地处理烦琐的日常事物。 莫余生以非凡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豪迈地走完了他在北大荒的一生。人们永远不会忘 记这位老农垦战士艰苦创业的辉煌功绩。他特有的毅力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人们 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建设更加美丽、富饶的北大仓。 拼音:moyusheng 姓名:莫余生 序号: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