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的拼搏 ——记老红军战士、农场总局原副局长高大钧 郑加真 他是党第一批从延安派到北大荒来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人。25 岁就担任了佳木斯市第一任 市委书记。他的垦龄**长，日本鬼子刚投降，他就带领人马在日本开拓团的废墟上创建了农 场。以后，他的足迹遍及三江平原：桦川，宁安，宝泉岭，佳木斯……从场长一直到总局副 局长、副书记。他的经历坎坷，富有传奇色彩；他是一部北大荒开发史的缩影! 从红小鬼到市委书记 高大钧1919年出生在陕西扶风县的一个贫农家庭。七岁丧父，九岁丧母，从小当学徒过 着流浪的生活。16岁那年，他遇到了一位搞地下工作的老师，从她那里知道了革命的道理， 还当了一阵地下交通员。不久，这位女老师被捕了。他茫然若失，决心投奔革命根据地延安 。1936年12月，他只身北上，终于在陕西淳化县找到了驻守在那里的红军总政宣传队，当时 ，杨尚昆的爱人李伯钊发现他好唱歌，就说别去延安了，留在宣传队。这样，他当了一名红 小鬼。从此，他在革命的熔炉里锻炼成长，学文化，搞宣传，做农会工作，后来，组织上保 送他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以迎接正在高涨着的革命形势的到来。 1945年9月3日，日本鬼子投降了。党中央决定派十万军队，二万名干部，去东北建立革 命根据地。组织上一动员，他就积极响应，随着干部团离开了延安。那年他才25岁，身强力 壮，把棉被拆一拆，带两双鞋，几本书，就轻装上阵了。队伍路过延长、米脂，穿越岚县、 繁崎、古北口，风餐露宿，昼夜兼程，到了沈阳市郊外。干部团开始分组，有的留辽宁，有 的去吉林，有的继续北上去黑龙江。当时，东北共有9个省，分配到合江省的四五十人，其中 有李范五、孙西林和高大钧。他们正是苏联十月革命节那天路过哈尔滨的，去佳木斯的路不 通，要从牡丹江走，但牡丹江桥又被日本鬼子炸了，他们就动员技术人员和工人将桥修好。 从延安出发，到达合江省省会佳木斯市，这一路他们足足走了二个多月。 当时，佳木斯很乱，有国民党党部，有维持会，有中华民族解放委员会，有苏联红军， 还有相当多的自发性地方武装。11月17日，李范五、高大钧等一行人来到硝烟弥漫的佳木斯 市，当即跟苏联红军接头，接管了市区。根据东北局决定，李范五任合江省省委书记，李延 禄任省主席。不久，高大钧被任命为佳木斯市市委书记，他和董仙桥市长、孙西林副市长一 起，在剿匪肃奸、建立政权、恢复和发展生产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他还受省委指示，同 井田一起，改组和整顿了“东北人民民主同盟”这一群众团体，在复杂斗争的形势中，他依 靠这个团体同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组织游行，并当众砸掉了国民党党部的牌子。 在开拓团废墟上创建农场 1947年冬天，高大钧投身到新兴而艰巨的农垦事业，先后担任合江省水利农场、佳木斯 实验场、宁安农场场长职务。 合江省水利农场，原先是桦川县日本鬼子扔下的一个开拓团的乱摊子。满目凄凉，除了 田野里残留的水稻田埂以外，什么都没有。高大钧上任后，立即招兵买马。他从省委那里要 来一个武装连，又从牡丹江、鸡西、吉林延边那里动员一千多名朝鲜族移民，连家带口，在 开拓团的废墟上创建农场。当时没有机车，他就带领大伙用马犁杖，开荒种水稻。没有技术 人员，他就上日本俘虏营找原先在开拓团干过的技佐，还积极从各方面招聘人才。农场的水 塔和机器在日本鬼子投降前被炸坏了，他就请技术人员抓紧修复，还发动他们搞勘测，搞规 划。当时，全场共规划五个生产队，每个队1万多亩地，一切都按照水稻种植的技术要求来设 计、实施的。 建场初期，条件非常艰苦。高大钧和战士们都住在临时盖起来的地窨子里，到了冬天， 屋里又冷又湿，但他们建设机械化农场的心却是热呼呼的。当时，场部只有一幢木头盖的好 房，里面烧得暖和，按理作为场长，他满可以住进去。战士们也劝他，他却坚决不住，反而 将这幢木头房作为技术人员的集体宿舍，还专门派了一名战士为技术人员生火取暖。技术人 员得知这位曾经担任过市委书记的场长，让出好房给他们住，一个个于心不安。他却坦然地 说：“你们是农场的宝贝疙瘩，只要你们发挥了聪明才干，农场才有依靠哩。” 1948年夏天，他就任佳木斯试验场场长。这个农场也是从早年日本鬼子扔下的一个开拓 点上建起来的。原先是日本开拓团的一个农事实验站，日本投降时被烧，成为一片废墟。高 大钧从省委接受任务时，只知道要他筹建一个专门从事农业技术研究和实验的场所。他在延 安呆过，知道延安有一个自然科学院，还有一个专门搞农业实验的光华农场。于是，他就将 农场起名叫农业实验场。他带领大家在残留的废墟上兴建土木，盖办公室和宿舍，一边派人 从各地(包括南下招聘)收拢各种技术人员，先后招聘了100来人，在农业、水利、畜牧、农机 和基建等各方面都配有专门人才。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很明确，不论家庭出身和个人历史如 何，只要积极参加革命建设，都一视同仁，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他又积极筹建农校，兼任 校长，并相继设了农业系，畜牧系，水利系，农机系……本科三年，附设短训班。 1954年3月，他奉命调任宁安农场场长，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苦心经营达六年之久的农业 实验场和培养千余人才的农校。 二进宝泉岭 高大钧在宁安农场当了三年场长，他发挥了经营农场的经验和才干，上任当年开荒7500 亩，使农场耕地达6万亩，初步定型。他又接收了一个朝鲜族屯70个，组成水田队。还实行一 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在他带领下，全场不仅狠抓农业，还以畜牧为中心，队队建大畜 舍，培育出定名为“宁安猪”新品种。正当他实现农场建场以来首次扭亏为盈，并上新台阶 的当儿，组织上又调他到宝泉岭农场任场长。 从50年代到60年代，高大钧两次担任宝泉岭农场场长。时间长达六年。这六年正是农场 进入大发展的时期。十万官兵进军北大荒，给宝泉岭农场输入了大批人才。作为老转业兵， 他打心眼里欢迎这批有文化、有技术的新战友。当时，王震将军对宝泉岭农场寄予厚望，对 他这个从延安来的有10年办场经验的年轻场长，也非常器重。王震曾多次对人夸奖高大钧， 说他是个“种地迷”，干劲足，可以放开手来干。正由于这个原因，他从规模小的宁安农场 ，调到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宝泉岭农场来了。 1958年4月中旬，高大钧亲自部署接待转业官兵。2000多名转业官兵将分三批到达，涉及 到交通运输、住房、各种生活生产物资的调度保证，以及接待安置等大量工作。他还接到王 震发来的紧急通知：预一师、预七师的转业军官也将同期到达，途经宝泉岭，挺进萝北，要 求他速派修路员工，抢修通往罗北的翻浆、洼塘路段，使两师人员顺利通过。这对于当时物 质条件较差的宝泉岭农场来说，负荷量之大，可想而知。高大钧发挥了他那指挥员的组织才 干和魄力，短短几天内将一切安排得有条不紊，不仅接待和安置了来场的转业官兵，而且顺 利地保证了预一师、预七师转业官兵的北进。那年7月，王震部长亲临宝泉岭农场，主持召开 了合江农垦局所属八场的现场会，还带领大家参观了田间作物生长情况和苗圃果树猪舍鸡舍 。高大钧还陪同王震探望了转业官兵抢盖起来的草房和马架子，王震对农场情况很满意，他 风趣地对高大钧说：“怎么样，一下子农场职工翻了一番，你的压力大吧？”高大钧答道： “我这人不怕压，你知道我的性子，越压越有劲!”王震听了，哈哈地大笑起来。 1960年，党中央批判彭德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农场也在“反右倾”。由于 高大钧在生产计划上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而被错误处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 不服，向上级申诉。可是，农场继续开展对他的重点批判，还把连他在内的三位领导成员说 成是“反党集团”，并立案审查，将反党材料上报鹤岗市委，市委始终未予批准。这时，王 震闻讯，考虑到高大钧不便留在农场工作，便将他调到海南岛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 高大钧在海南工作近两年，王震去视察了两次，很满意。有一次，王震去广西开会，将 高大钧召到跟前，让他重返北大荒。开始高大钧不愿意回去，他对王震说：两年来在海南工 作上路了，跟所长何康很合手，对那里的知识分子也有了深厚的感情。王震说宝泉岭农场正 处在生产困难时期，急需派得力的干部去。他一听，就坐不住了。正是1962年夏锄时节，高 大钧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宝泉岭。当时，农场大田草荒严重。王震也亲自来到农场，他召开机 关干部大会，当场宣布为高大钧平反，说过去的批判是错误的，高大钧继续任场长。王震还 当众为高大钧立下军令状，说：“今后书记、场长就是你，限你两年翻身，把农场生产搞上 去!不然，我就撤你的职，罢你的官。”接着问会场上的人：“同志们，这样要求对不对？! ”大伙齐声回答：“对!”高大钧见上下支持，就下定决心，带领党委一班人马总结工作，充 分发动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总算把地铲出来了，第二年生产就开始上升了。…… 坚挺的青松 高大钧十分重视科学技术人员，就是对待蒙受不白之冤的“右派分子”，也表现了极大 的关怀和爱护。 1964年，有一天，王震对高大钧说：“丁玲在汤原农场劳动，表现挺好，但这个农场太 小，机械化程度不高，她想换个农场，……这样吧，让她到你那里去吧。”高大钧听了，当 即表示欢迎。他亲自安排农场招待所，专门给丁玲老两口腾出一个小套间。让丁玲老伴陈明 去工会当干事，让丁玲帮着工会妇女干事邓婉荣(当时垦区的女标兵)一起给家属妇女做扫盲 工作。有时，高大钧坐车下队，就路过招待所门口，让丁玲一起下去转转，开阔眼界。他知 道丁玲两口是南方人，爱吃大米，就派人去梧桐河农场换大米。农场生活较艰苦，逮了鱼， 就派女儿送给丁玲两口改善生活。有时，上级发来了形势讲话材料，他就派秘书送给丁玲看 。他说：像丁玲这样著名的女作家，应当让她知道国际国内的形势……这些，到了“文化革 命”，都成了他包庇“大右派”的“罪行”。 他是1965年3月调离宝泉岭农场，就任东北农垦总局副局长的。当时，垦区形势很好，他 满可以在新的领导岗位上进一步发挥他的作用。可是，上任不到一年，“文化革命”就开始 了。从此，他被揪斗，游斗，罪名很多，新帐老帐一起算，什么“王震在垦区的黑干将”， “反革命修正主义办场路线”，“网罗牛鬼蛇神”……1968年4月，更以莫须有的“苏修特务 ”的罪名，被佳木斯市军管会军管入狱，受尽了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摧残。然而，他表现出了 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和坚强信念，他对审问他的人说：“我高大钧是苦水里泡大的， 是党和人民将我这个穷娃子培养成农场干部，我在工作上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毛病，但，说我 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压根儿不是那回事……陕北有句老话：二杆子，不信邪!让我屈 服不行，压我不行，我无所畏惧，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弄清我的问题。” 1969年5月，军管会和造反派不得不宣布将他无罪释放。但，他的冤案始终没有彻底解决 。直到“四人帮”倒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他受诬陷的一切罪名才得以平反。从70 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他担任黑龙江省农场管理局副局长和省农场总局副局长、副书记， 年已花甲的高大钧为垦区在“文革”以后的拨乱反正、重建各种规章制度、恢复生产和农业 现代化建设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 1982年他担任总局顾问，不久就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但他仍没闲着，一直关心垦区建设 。当垦区兴办家庭农场时，人们有不同看法，他就约同几位老同志一起下去搞调查，不避辛 劳，亲自走了10多个农场、20多个生产队，召开座谈会，找工人谈话，看机车，看场院，看 庄稼长势……回来后，整理了一份长长的调查报告，并将这个实地调查得来的情况报给总局 党委和国家农垦总局。他还受老干部工作部门的邀请，经常下场了解各级老干部的安置情况 。他又担任了总局“关心下一代委员会”的工作，关心北大荒孩子们成长和教育情况……他 已到了古稀之年，仍不断地为垦区的事业奔波。 有人好心劝他：你还恋啥？你在北大荒已干了快半个世纪了，北京那么多大官你都认识 ，你该找一找，进京安度晚年也好嘛。他听了，坦然笑道：我留恋黑土地，这里洒下了我的 心血。北京那么多大官，我有机会就向他们反映北大荒的情况。至于我个人的工资待遇、晚 年安置的事，我压根儿不提，一辈子也不会去打扰他们……对我来说，身子骨硬朗，睡得着 ，吃得香，再为垦区尽点力，比什么都安逸! 拼音:gaodajun 姓名:高大钧 序号: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