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平原中部沼泽地的边缘，有一个偏远的小县城。解放之初，人们戏谑地说它是：电灯瞎，电话聋，一条大街全是坑。可是，它却有一个十分诱人的名字：集贤。集贤县东去约40公里有一个小镇，早年只有二三百户人家，镇里有油坊、洪炉之类的小作坊，多是村落自然经济的产物，很少有外人来往，不见生机。可是，也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做兴隆镇。1954年的一个严寒的冬天，小镇在经历了百年默默无闻之后，几乎是一夜间便闻名天下。真是“群贤汇集”、“兴隆”异常。她成了我国筹建大型机械化农场的总指挥部。车水马龙，人流如潮。汇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几千人马，在七星河畔的茫茫雪原上，拉开了创建当年被誉为“天下第一农场”和“中国农业鞍钢”的会战帷幕！

　　1954年10月12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率领的苏联政府代表团给毛泽东发来电文表示：“目前在苏联正实现着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巨大计划。经验证明，进行这一工作**适宜的方式是组织国营谷物农场。愿意把苏联在这方面积累的经验介绍出来，以表示中苏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特请你们接受苏联人民赠给中国人民的，为组织拥有两万公顷播种面积的国营谷物农场所必需的机器和设备……”当天，毛泽东复电，对苏联政府和人民这一重要的、巨大的、友谊的援助，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指出：“这个国营谷物农场不仅在推动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会起重要的示范作用，而且也会帮助中国训练农业生产方面的技术人才和学习苏联开垦生荒地的宝贵经验。”

　　中苏两国领导人的电文来往，立即得到了迅速的落实。周恩来总理亲自筹划此事，指示这个大型谷物农场的任务是：出粮食、出经验、出人才。中央农业部在经过反复论证后，把眼光投向了北大荒。10月20日，组成了以东北国营农场管理局局长魏震五为首的国营谷物农场场址调查组，前往兴隆镇三道岗地区进行调查。

　　“十月革命节”前夕，11月5日，苏联政府派来帮助我国建设大型农场的专家、顾问共49人到达北京。这些专家顾问包括苏联农业部的尼?谢?马斯洛夫，苏联国营农场部的马?巴?尼科连科。我国政府也从中国科学院和黑龙江省调集40名专家、教授和技术人员其中有林业土壤研究所副所长宋达泉教授、黑龙江省水利专家柏德铭等。

　　中苏两国专家联合组于11月8日从北京出发，昼夜兼程，11日到达集贤县兴隆镇；13日，他们在简陋的仓库和草屋里组成若干小组，立即分头进行野外工作。正值深冬严寒季节，三道岗荒原气温下降到零下三十七八度。每天凌晨，中苏专家顶着晨星，冒着寒风，从兴隆镇出发，前往荒原腹地勘测。荒原无路，有时只得弃车跋涉前进。当年，《黑龙江日报》有一篇报道这样写道：“专家们在雪雾蒙蒙和严寒天气里勘测是那样的艰苦，从勘测镜里寻找在寒风中摇摆的测旗。眼睛被寒风吹出了热泪，很快在睫毛上结成了一串冰珠。脸被冻白了，手被冻僵了，做纪录的笔顺手掉在雪地上。为了探求土壤资料，在零下三十度的天气里他们刨开冻土，光着手一层层地剥取土样。他们为农场的用水得到可靠的资料，在寒风呼啸的夜里，不停地一处处打钻。手拿着铁器就像针扎一样疼，稍有不慎，就会粘一层皮下来。

　　1954年除夕，土地考察组的测量队员们仍在雪原里跋涉，做了**后一次场界测量。当夜幕降临之际，他们兴致勃勃地参加了队友们刚刚布置起来的烛火辉煌的除夕晚会。会场上一支支蜡烛点燃起来了，来自祖国各地的年轻人尽情地唱着大家熟悉的歌子：《勘测队员之歌》。有两个分外引人注目的“歌手”，好像化了妆似的：一个在鼻子尖上涂了一块青紫色的花斑，一个在前额正中印了一个核桃大小的青纹。原来这两个年轻的测量员在野外作业时，一个看观测镜，鼻子尖被粘掉一层皮；另一个前额被冻白了，留下了疤痕。

　　接连50多天，他们踏遍了茫茫白雪覆盖的荒地。在240公里原地界线上，埋下了164根大界桩。划分了五个分场和十三个生产队的地界，并对将要建设的堤防和田间排水渠道都做了细致的勘测。

　　荒原无电。中苏专家们只好在兴隆镇的草房里，借着昏暗的油灯和烛光工作，精心绘制各种比例尺的地形图、土壤分布图和场区规划图……一个按照严密的科学程序进行的农场土地规划设计方案，孕育成熟了。

　　1954年12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建立国营友谊农场的决定》。正式命名为“友谊农场”，作为中苏两国人民伟大友谊的纪念。《决定》任命黑龙江省农业厅厅长王操犁为场长，并由王操犁、魏震五、张省三、陈剑飞、洪澍、韩玉等人组成建场委员会；建场委员会在农业部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的双重领导下进行农场的筹建工作。

　　这是北大荒国营农场群中****由国务院任命的场长和建场委员会。显示了这个大型机械化农场在娘胎里就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

　　于是，这个被誉为“农业鞍钢”的会战序幕拉开了!

　　黑龙江省邮电局派来了一支架线队，冒严寒，顶风雪，挖坑竖杆，突击架通了44公里长的电话线路，保证了农场及时同中央和省委的联系。省运输公司调集了1600多名运输工人从桦南、依兰、勃利等县抽调千余台胶轮大车和60多台汽车，组成了庞大的运输队伍，支援农场基建施工。省交通厅的筑路大军夜以继日地抢修了从铁路终点站福利屯通往未来场区的公路，全长60公里。合江地区组织一支水利大军在七星河沿岸修筑堤防，完成永久闸至龙王庙堤段，全长19.8公里，解除了洪涝的威胁。铁道部也开了绿灯，保证了苏联援助的农业机械2000余台件，及时运抵福利屯。

　　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纷纷选调农业干部、技术人员和熟练的农业工人，支援农场建设。吉林省农业厅副厅长王正林，接到调令时，妻子肖寒正在中央党校学习，身边四个女儿，两个上小学，两个在幼儿园。他二话不说，匆匆作了安排，就来到农场报到了。他担任农场副场长兼农业总技师。到职后，他协助场长王操犁接待和安排来自各地的建场人员，接收各种物资和苏联支援来的农业机械。夜以继日，辛勤操劳，同苏联专家一起顶风冒雪跑遍了全场各新建点。山东省东阿县县委第二书记雷庆岩，正在一个区里参加党代会，会还未结束，就接到省委电话通知：调他到黑龙江省参加友谊农场建设。这个曾荣获“人民功巨”称号的年轻领导人，当晚赶回县里，交代工作。第二天凌晨打起背包，告别怀孕6个月的妻子就上路了。到达集贤县福利屯，农场临时办公地点设在小仓库里，有半截小火炕。他刚放下背包，场长王操犁找他，说：“你49年就当组织部长，先把农场人事工作管起来吧。”就这样，这位来自山东的“县太爷”当上了农场第一任人事科长。北大荒农垦事业带头人中，原通北农场第一任场长周光亚、原宁安农场第一任副场长刘岑，都奉调来新建的友谊农场，分别担任四分场场长和三分场副场长。中央农业部京郊农场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兼机耕大队长马连相，也奉调来农场，担任分场机务工程师。

　　为了给农垦事业培养人才，中央组织部从河北、河南、山东、热河(当时为行政省)、辽宁、吉林、黑龙江等七个省抽调了21名地县级领导干部，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选调14名师团级干部。来到农场以后，地师级干部分别担任总场和五个分场的正、副场长；县团级干部分别担任13个生产队和总场科室领导。这些同志来农场前，身边有警卫员，管理几万到几十万人，来后，住进了帐篷，带领几十个人开荒种地，谁也不挑工作，都愉快地接受任务。

　　农业部从北京农业大学选调了12名大学生，提前毕业来到农场，担任生产队的农业技术员。华东农机校、哈尔滨王岗农机校选派100名毕业生来农场，参加 拖拉机手训练班学习开拖拉机。还有从各省农场精选来的430名有经验的机务、修理工人。

　　这是北大荒开发史上空前规模的会战。

　　1955年5月2日。农场一分场二队的田间作业站举行了隆重的开荒典礼。绿色的宿营车当作临时的主席台，悬挂着中苏两国国旗和两国领导人的画像。场长王操犁对来自天南海北的拓荒者发表了讲话：“党和政府交给我场全体职工的光荣任务今天开始执行了……能否给国家增产粮食，能否为农民示范，并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都取决于目前的开荒!”他要求全场职工在两个月内完成或超额完成两万公顷的开荒任务。接着，拖拉机手代表——来自王岗农机校的姑娘董延兰上了台，说话象个愣小子：“我们全体机务人员保证50天内完成或超额完成党交给的开荒任务，向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三周年献礼!”

　　在热烈的掌声中，由各分场组成的拖拉机代表队的十台崭新的机车同时启动。刹时间，机车的轰鸣声响彻千古荒原。打头的机车上插着一面红旗，上面写着“向七一献礼，超额完成开荒任务!”接着另九台机车相继开出，同第**台机车并驾齐驱，荒原上翻起了一道道黑色的沃土。沉睡的荒原苏醒了!

　　友谊农场建场第一年，不仅完成了开荒2.34万公顷(计划2万公顷)，还当年播种3400多公顷，收获了360余万公斤粮豆，经营利润1.2万元。此外，还建起了总场、分场、生产队办公室以及专家楼、农机修理厂、谷物加工厂、仓库、发电站、职工俱乐部以及部份职工宿舍，建筑总面积达5万多平方米。

　　友谊农场的建设，是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和严谨和科学态度相结合为特点的。她树起了一面科学的大旗!一切按建场程序办事，增强科学性，减少随意性，制订严格的规章制度，包括荒地勘测和规划、农田基本建设规划、耕作制度、经营管理中的定额管理、生产责任制、技师负责制，经济核算制，1)255农机、农艺上的各种规章制度。当年，正是借鉴了苏联正规建场中的经验，结合北大荒的具体实践，形成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才使得这个农场在50—70年代成为北大荒垦区的一面旗帜，并出色地完成了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出经验、出粮食、出人才”的任务。

　　友谊农场的诞生标志了北大荒农业机械化水平上了新台阶。建场的前30年，累计生产粮豆60多亿斤，向国家交售商品粮30多亿斤，还向垦区以至全国农垦系统输送了数以千计的农场管理干部、科技人员和熟练工人。如果说，战争年代创建的通北机械农场是新中国成立削C大荒垦区的一个窗口；那末，进入50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创建的友谊农场，则是北大荒垦区农业机械化的新窗口了。

　　友谊农场的贡献还在于：她打开了北大荒农场群由早年“劳动密集型”开始转向“知识密集型”的通道，吸取了国外先进农业的经验，结合国情和垦情，探索了具有北大荒特色的农业机械化之路，从而赢得了“中国农业鞍钢”和“天下第一场”的美誉。

　　农场英雄辈出，群英荟萃。代表人物有：场长王操犁，他始终活跃在第一线，同副场长兼农业总技师王正林一起，陪同苏联专家深入现场，向拖拉机手问寒问暖，了解进度，检查质量，并把红旗插在优胜者的机车上。这位年轻场长老家在河南遂平，20岁便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后赴延安，曾在马列研究院、中央党校任教。抗日胜利后，曾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办公室秘书、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以及中央东北局农村工作部处长和省农业厅厅长。这位性格内向的革命者，感到压在自己肩上的重担。从他上任的第一天起，便把很大的注意力转向了来自“老大哥”异国的专家们。对这批包括农艺、农机、会计等各业务部门的顾问，他按照中央的指示尽快地将对方“一切先进经验学到手”。他又要根据国情，对待苏联专家的经验，来处理实际问题。

　　开荒动员会后的第二天，王操犁和苏联专家组长、场长顾问马?巴?尼科连科一起来到了五分场。尼科连科是苏联政府国营农场部直接委派的老专家，在苏联有很高的威望和丰富的经验。当他们走进五分场办公室的帐篷，见分场及各队干部工人都还住在分场，这位苏联专家就不满意了。他要王操犁立即下令：“全部搬到开荒点去!”

　　分场场长李直原是农业部干校校长兼双桥农场场长，他和所属三个队的队长解释说：荒地开化还没达到能开荒的深度，开荒点上的单帐篷很冷，过不了夜。王操犁正耐心地听取大家的意见，这位老专家就冲大家发火：“你们昨天在动员会上表态很好，诺言不实行，骗人!”

　　说罢转过身来问王操犁：“你是农场场长，为什么不跟你的部下严肃点，说话老是笑咪咪的：他们能怕你吗?”王操犁一看老专家生气了?，便出了帐篷，耐心地向他作解释：“说服教育是我们工作的主要手段。”

　　尼科连科长期在苏联国营农场担任领导工作，对国营农场实行严格的集中管理制度，整个管理的核心，实行“一长制”：农场场长在场内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种权威必须“震慑一切”。因此，听王操犁反复和霭的谈话，尼科连科真火了：“我要向你们农业部建议，撤消你的场长职务!”翻译吞吞吐吐地把这句话译完，王操犁仍然不动声色地笑了笑。转身走进帐篷，向李直和几个生产队长做了认真的工作交代。

　　过了几天，季节到了，垦荒队进驻各点。由于准备充分，一开犁便是高潮。到六月九日，全场12个开荒队共开荒20200公顷，超额完成了预定计划。中共中央和农业部都发来贺电。这时，尼科连科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以俄罗斯民族特有的直率和豪放向王操犁表达自己的诚意：“中国同志的说服教育，很好，任务完成得真漂亮!”

　　初战全胜，士气大振。可是，万万没有料到，1956年投入全面生产，就遇到严重春涝，加上新开垦的生荒地，树根、草根多未腐烂，影响播种质量。眼看播期快过了，多数干部、职工主张昼夜突击，甚至摘下播种机的开沟器，先播种，后复土；也有人搞单机直播，地干一片、播一片。连苏联专家也提出了类似意见。

　　王操犁同王正林坐车转了五个分场的许多地号，和机务人员交谈之后，果断地召开了别急电话会，通知：立即停止不顾质量的抢播，集中力量，把播种准备做到好上加好。他说：“播种是为了打粮，错过农时会减产，质量不好也会减产。我们有这么强大的机械力量，要沉住气，只要有几个好天，就成!”

　　果然，谷雨前后，天气转晴，不到一个星期小麦全部按质量标准播完。在麦收总结会上，惯于挑剔的苏联专家赞不绝口：“王场长，中国同志‘沃庆哈拉少’(俄语“很好”)。”

　　一旁的中国技术员说：“王场长的沉着；冷静，是建立在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的，王场长是‘胸有成竹’呀!”

　　苏联专家不解其意。年轻的翻译却把这句著名的中国成语翻译成了“王场长肚子里有一根竹棍。”引得中外友人一阵大笑。

　　农场在研究远景规划时，一位被尊为“年轻老革命”的农场副场长兼农业总技师王正林，郑重提出：规划中划出一块坟茔地。他带头写下了保证书：“死后尸骨埋在自己亲手开发的土地上”。那年他36岁，决心为黑土地的农业机械化事业奋斗终生，25年后，那块魂牵梦绕的黑土地，果然成了他永久的归宿。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童年时代的王正林，在北京(当时叫北平)念中学期间，耳闻目睹日本侵略军在华北地区的种种暴行，便参加了著名的“12.9”抗日救国运动。19371年7月，芦沟桥事变，高中刚毕业的王正林，为了不愿做亡国奴，南下抗战，只身泅渡永定河，心里吟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壮歌。但，他发誓：一定要回来，要打到东三省!

　　到了武汉，跨进了抗日救国宣传队的大门，在连续的奔波宣传活动中，被吸收入党。当时，宣传队有一位叫韩连芳的秀丽而娇小的姑娘，大伙儿都叫她小韩。姑娘很倔强，索性叫名字谐音改为“肖寒”。他们一起演讲，“唤起民众”，一起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共同的革命生涯，锻造了共同的志趣和感情，就在鄂西地区的一个山洞里，结了婚。随后，这对革命的青年伴侣，被派往新四军创办《拂晓报》，辗转战斗在豫皖苏边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正林和肖寒带着才一岁的女儿随部队向东北进发，从四季长青的江淮大地，跨人了冰封雪盖的辽阔荒原。这位年仅27岁的县委书记却情有独钟地恋上了黑土地，在偏远的宝清县率领群众剿匪、土改，动员和组织翻身农民开荒生产。他对当地干部说:“别看这里落后，穷，有这么好的黑土地，将来准有发大财的时候。”当时，有些人还以为这“外来户”唱高调哩。当战争逐步向关内挺进，中央东北局抽调大批干部南下时，他却主动要求留下。

　　1954年冬天，王正林刚任吉林省农业厅副厅长不久，连家都没来得及搬，苏联援建大型谷物农场的消息传来，他就一再申请，返回黑龙江工作，被委任为副场长兼农业总技师。

　　他真的眷恋这片荒芜的黑土地啊。这时，妻子肖寒正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四个女儿刚在哈尔滨。他嘱咐大女儿“要好好照顾三个妹妹”，便赶到兴隆镇来了。不久，肖寒从中央党校毕业，调入友谊农场担任党委副书记。孩子们跟着父母来了，农场初创，没来得及建学校，只好将孩子送到百里之外的集贤县去寄宿。孩子们偶尔回家一次，一日三餐见不到爸爸，晚上盼爸爸，等爸爸，嘴里喊着“爸爸”进入了梦乡。凌晨起来，只见到爸爸穿的那双湿漉漉的农田鞋。

　　肖寒理解自己的丈夫，他虽然只是副场长、，却兼任农业总技师。王正林二十年革命经历中，农业机械化可还是空白啊。他要把各业苏联专家当作“拐棍”，在农业机械化的道路上学步，以备日后迈步前进。功夫不负有心人，从1954年冬天农场的勘测规划，1955年的开荒、基建，到1956年正式投产一个完整周期，作为生产指挥部总指挥，王正林不仅熟知了农场管理的全过程，各种业务日记记了几大本，还自学了从农艺、农机以至农场管理各个方面的专业书籍。他富有惊人的记忆力和很强的应变能力，两年来，协助王操犁场长出色完成了各项建场和生产任务，而且成了管理农场的“专家”。

　　1957年春天，王操犁调离友谊农场，即将返国的苏联专家听说国务院决定王正林继任农场场长时，一再向农场的同志伸出拇指，以表达自己赞许之情：“哈拉少，沃庆哈拉少(俄语：好，太好了)。”

　　建场之初，专门为苏联顾问住宿修了两幢“专家楼”。这两幢玲珑别致的小洋楼，矗立在农场场部的中心，有上下水道，卫生间，有统一供热的取暖设备。当时可称之为“高标准”建筑，就是40年后的今天，它仍然作为农场的高干招待所，包括邓小平、李先念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先后在此驻足。1957年春天，苏联专家撤走回国，办公室的同志准备把专家楼分给农场的领导居住。刚继任农场场长兼党委书记的王正林说：“专家楼嘛，外国专家能住，中国专家也能住。”在他坚持下，农场的几位主要技术人员也搬了进去，其中有党外人士。40年后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有关同志谈及此事，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老泪盈眶。

　　也许是老天爷有意要考验一下中国人对机械化国营农场的管理能力。苏联专家刚撤走，先是春雪偏大，接着春雨连绵，加上头年秋涝，明水封冰，影响了秋翻地。开化之后，土壤水分饱和，机车下不了地，春播进度缓慢，到五月末才勉强播完小麦，十多万亩大豆还没动哩。当时，王正林正在黑龙江省委党校学习。作为中央直属并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农场，面临严峻考验。农垦部和省里通知王正林立即返场。这时，农场的“整风”正在进行，“鸣放运动”也已开始。有的说：“农场场址选错了，涝洼溏哪能种庄稼?”也有人建议将农场改建为“畜牧场”。一些技术人员则认为应该兴修水利，排水治涝，而另一些人则拿出文字根据说明：由苏联专家主持制定，并经国务院批准的《建场规划》，“必须以党纪国法确保实施，任何人无权更改。”面对纷纭繁杂的意见，这位新场长果断决策：整风鸣放运动暂停，机关干部除留少数必要人员值班，大部下到生产队，并从黑河地区引进早熟大豆品种，集中力量排涝抢播。

　　友谊农场当年生产的被动局面，引起了普遍关注。全国人大视察团、农垦部专家工作组、黑龙江省委调查组先后赶到。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记者，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也专程采访。王正林对所有的调查团、来访者，满怀信心地告诉他们：“友谊农场建场方案总体上说是正确的。但是，这里是原始荒原，从来没有过水文、气象资料。苏联专家那年搞土地规划，适逢大旱，又是冬天枯水期，对低湿地的排涝未能充分考虑。现在发现了问题，立即动手，重新搞水利建设。‘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嘛!”

　　当年夏天，农场成立了水利指挥部，开始兴修水利工程，并从省里水利机械施工大队请来专业施工队伍。这个施工队经费紧张，成员又多是山东姑娘，王正林便决定请他(她)们全力投入农场水利建设，所需经费由农场支付。两年以后，这批女青年大多数在友谊农场找了对象，人走不了啦，机械设备也划归友谊农场。省里有关部门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而农场却在三年水利会战中，基本治理了水涝威胁，成为北大荒50年代到60年代上百个农场中少有的“常盛不衰”的基本保证。

　　友谊农场首批创建者中有一位农业技术员引人关注：她是全场****带着婴儿的年青女性；是****从国外高等学校农业专业毕业的归国留学生；她还是友谊农场****与中国**高决策层有血缘关系的工作人员，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夫人蔡畅的女儿——李特特。

　　国务院决定建设苏联援建的大型谷物农场的消息传开时，李特特从苏联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毕业回国才两年，正在北京市华北农业研究所工作。她闻讯立即申请参加这一令人响往的事业。在得到家里的支持后，她不顾家人把婴儿留京抚育的劝说，硬是带着仅满三个月的婴儿来到哈尔滨。负责筹委会的同志了解她的简历后，非常高兴，但看她怀里还抱一个婴儿，便有些犹豫。因为筹建中农场，连一间房子也没有。这个从国外归来的“大知识分子”带着个哺乳期的孩子怎么工作呢?

　　李特特诚恳地说：“两年前，我在红场向列宁墓前告别时，就下决心将所学知识报效新生的共和国。为了使我在苏联所学的理论更好地联系我国农业生产实际，我早就向研究所提出过到农村去熟悉情况。因为怀孕，有了孩子，拖了下来。现在是绝好的机会，有多大困难我也不会放过的。” 。

　　王操犁一听情况认定李特特是建场中急需的人才，又懂俄语，便留下了。他在哈尔滨帮她找了个年轻的保姆小胡，一起来到建场临时指挥部的所在地集贤县。那年冬天，李特特除了参加筹建中的农场勘测设计和规划外，还以独具的技术和外语优势，成为中苏双方交流思想或形成文字的“**受欢迎的人”。

　　“大开荒”开始了。作为五分场农业技术员的李特特，带着孩子和保姆同拖拉机手们一起挤进了作业点的一间临时性茅草屋。垦荒的生活特别艰苦，但看着那枯黄的荒原一天天地缩小，黝黑的织锦般垡片逐渐地铺向天边，年青的女技术员兴奋极了。

　　她长期在苏联生活养成的“洁癖”，把草屋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插上野外带来的鲜花，嘴里还不时哼着当时流行的俄罗斯歌曲：“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不久，年青的母亲没奶水了，不得不强行“断奶”，用大楂子米汤和菜汤喂婴儿，有时吃窝窝头，就把它放在锅里熬烂后再喂孩子。营养跟不上，医疗卫生条件又差，孩子得了痢疾，好些天控制不了。李特特心疼极了，但她是个要强的女性，既没向农场提出任何要求，也没耽误片刻工作。工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向她推荐了一个偏方：将馒头烤焦碾碎煮成糊喂孩子。李特特如法泡制，果然见效。许久未闻的“喀秋莎”的歌声，又在草原上荡漾了。

　　每天“三班倒”的荒原“小鬼”，实在令人难以招架。黎明即起的小咬，烈日当头的牛虻，阴天和傍晚以后的蚊子，长期以草汁充饥，一旦碰上了人，便群起而猖狂地进攻。李特特这位来自首都科研机关的“知识分子”，失却了自我保护的能力。但是，**让她难以忍受的是这些“小鬼”对孩子的进攻，它们钻进蚊帐，把不满周岁的婴儿咬得浑身密密麻麻的疙瘩，疼二得哇哇乱叫。这时，她的心象刀子剜了似的。晚上，酣睡的孩子又让蚊子咬哭了。李特特怕影响女伴们的休息，便坐起来，强打精神，不停挥动毛巾，给孩子驱赶蚊子，直到东方发白。保姆小胡醒了，孩子睡了，她却顾不上打个盹儿，又下地去了。

　　又一个春天到了，农场按照李特特的建议，让她筹建农业试验站，配备了四名技术人员、部分工人和相应的农机具。还专门给她们分配一辆田间适用的活动宿营车。她带着孩子、保姆以及另两位女技术员住进了一间五平方米的隔间，除了两个上下铺之外，还可搭一个小桌办公，孩子则睡在一个木箱里。

　　试验站一开始困难重重。四个成员都是刚离开学校的青年学生，有些书本知识，但缺乏实践经验。遇到有关农艺、农机的实际问题，就靠大家集体研究，从教科书中去找答案。实在搞不懂，就去请教苏联专家。作为负责人，李特特忙得不可开交。在完成实际课题的同时，还提出了实验站的方针任务，并筹备试验场地、试验室和设备。

　　就在这时，保姆小胡回家探亲了，孩子成了她工作的累赘。她把自己睡的床绑上木杆，狠狠心把孩子圈在里边。有人在身边，一岁多的孩子把住栏杆挪步，倒也高兴。可是，一离开，孩子就拼命地哭。后来每当她把孩子放进栏杆，孩子就紧紧地抓住她的手不放，又喊又哭。年轻的母亲含着泪掉头走了。孩子的哭声引来了过往的工人，这个叔叔逗逗给一块饼干，那个阿姨抱抱喂一颗糖块。有的干脆把孩子抱走，到天黑才送回来。开始，李特特还有些担心，慢慢地，她也习惯了，放心了。乘抱走孩子的空隙，她抓紧料理工作和家务。

　　有一次，一位拖拉机手在草原上抱回小狍子崽，特意送到宿营。孩子见了，十分高兴，又拍又抱，还拿自己的馒头、饼干喂它。李特特上班时，还特意把它放在孩子身边，让他们在床上玩。可惜，高兴了不几天，这失去母爱的小动物，无法接受人们的关照，默默地死去了。它带来短暂的欢乐也随着消失。

　　金色的秋天到了。这是农场正式投产的第一个秋天，品种名为“满仓金”的大豆，在晒场上堆成了座座小山。李特特把愉快和母爱揉和一起，把孩子抱到金色的豆山上。已满两岁的孩子从下往上爬，爬着爬着又滚了下来。摊晒的工人们不时逗逗，孩子自由自在地玩，抱他也不愿走。年轻的母亲索性托付晒场的叔叔阿姨照看，自己忙活试验站的工作去了。

　　两年垦荒生活，倏忽之间过去了。农场的建设已初具规模，当年依偎在母亲襁褓中的婴儿已长得虎虎势势，能在妈妈跟前蹒跚学步了。但是，草创中的农场短期内还很难妥善安置幼小的孩子。农场领导为此煞费心思，也无法解决。这对一个事业型的年轻母亲来说，太苦了!当时，黑龙江省委书记来农场视察时，专门到李特特新分到的平房里看望，再三问她有何打算，并透露出动员她返回北京的意图。可是，她留恋北大荒，难以割舍她曾付出过热汗和心血的“中国农业的鞍钢”，难以离开她苦心筹划、并切合自己学业的农业试验站。她直率而明确地表态：绝不半途而废!

　　不久，她突然接到通知，调回北京。她愣了，想提出请求免调留下。后来，有关方面向她详细说明：新成立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筹建原子能利用研究室，这是国内首创的研究领域。李特特在苏联学习时曾经涉猎并有所成就，她思虑再三，同意了。但还是横下心来，认认真真地写完了试验站筹建总结，提出了下一步建站和课题计划，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农场和伙伴们，踏上南下的列车。这已是1957年的事了。

发表于 @ 2008年06月03日 18:41:00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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