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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近年来，信访数量一直居高不下，信访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成为困扰各级党委、政府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讲，信访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信访警示的社会矛盾也日趋突出、尖锐、复杂，而对许多上访者而言，信访之路又是那样漫长、崎岖和艰辛。面对信访，有说不完的故事、谈不完的话题，更有诸多值得探究的事理。

透过信访说问责
　　“为给女儿讨个公道，我上访了10多年，跑了几百趟政府部门，见过上百个干部，可只有一个干部起身给我倒了一杯水。”这是安徽省濉溪县农民张其均10年上访的亲身经历和深切感受。
　　1993年3月31日，张其均之女张玲因濉溪县人民医院输错血死亡。此后，张老汉开始在濉溪县人民医院、县卫生局、县人大、县检察院、县公安局等部门不断上访。可这起在张老汉眼中“黑白分明”的铁案，被这些部门踢来踢去，张老汉也被在各部门间转来转去的案件“拖着跑”，直至他遇到了那个给他“倒了一杯水”的干部——县政法委副书记张敬民。在张的亲自督办下，张老汉10年沉冤才得以昭雪。
　　这是不久前《半月谈》刊登的一起典型上访案例。客观地讲，造成信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不容忽视:一些基层干部不恤民之苦、不急民之急、不解民之忧，官僚主义严重，对群众的合理要求冷硬横推，不负责任，使群众不得不走上信访之路。
　　平顶山市郭秀婷老人的遭遇就是这样的。
　　1995年5月24日晚上11点左右，郭秀婷26岁的儿子在下夜班回家途中被歹徒刺死。两天后，新华公安分局的两位领导对她说:案件像纸一样一点就破了，正抓着凶手呢。然而，此后案件却一直没有结果。
　　2000年5月，郭秀婷才得知儿子命案的卷宗竟然出现了问题。原办案人王某说调动时将卷宗交给了内勤，而内勤却说没见。2001年2月21日，郭秀婷终于见到了儿子命案的卷宗。“但里面多了一些根本和案子不相关的东西”，郭秀婷说。为了讨个说法，她开始频繁上访。
　　7月18日，是我省各省辖市公安局局长开门接待上访群众、集中处理上访案件的第一天。68岁的郭秀婷一早就赶到了市公安局，她流着眼泪说:“10年了，我至少往公安局跑了一百回了，我儿子的案子还能不能破？”
　　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刘国庆说:“在对上访案件分析后我们发现，许多上访问题并不完全是由于民警执法能力、执法水平原因造成的，更多的是由于民警不负责任造成的。”
　　有专家认为，只有建立起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监督约束机制和问责机制，才能使他们对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再冷漠、推诿。
　　截至9月5日，在这次公安大接访中，全省处理各种“问题民警”300人，先后有4个县(市、区)公安(分)局的主要领导被调整或免职。
　　越级上访的背后
　　“不去乡不去县，直接就到国务院。”流传于上访人群中的这句顺口溜，反映出近年来信访工作中出现的一个新现象:越来越多的基层老百姓选择直接到省会城市、甚至是到北京上访。
　　据河南省信访局统计，2004年到省的信访总量比上年上升了28.3％，赴京集体上访人数比上年上升了35％。面对这些数字，省信访局副局长王宏认为，其实大多数来省甚至进京的上访问题，是完全可以在基层得到解决的。
　　那老百姓为什么不在当地寻求解决呢？
　　王宏说:“由于在基层干部中确实存在工作不到位、推诿扯皮、该办不办、该解决不解决的问题，才导致群众往上跑。”
　　崔桂兰就是因所反映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终走上越级上访道路的一名上访者。
　　53岁的崔桂兰曾经是郸城烟厂的一名职工，1996年，工厂破产，700多名职工下岗了。崔桂兰认为，烟厂在发放一次性安置费用时，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严重损害了职工的利益。从1999年起，她和几百名职工一起，几十次前往省、市两级烟草部门反映问题，但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伴随着每月一次的集体上访，这些下岗职工的生活越来越艰难。许多职工甚至挖野菜吃。不得已，职工们决定直接到省城集体上访。
　　职工们的呼声引起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由周口市信访局牵头的联合工作组开始介入案件的调查。2002年4月24日，这个涉及700多人的集体上访案件得到了圆满解决。
　　社会是复杂的，信访涉及的问题也多种多样。王宏说:“我们现在提出要建设一个大信访的格局，要上下一起联动，各职能部门都负有一定的责任，仅仅靠一个部门是不可能的。所以信访部门要把群众的诉求引导到能够解决问题的地方去，然后加大督办的力度，对不按信访条例办事的单位和责任人，还要追究他的责任。”
　　事实上，为了更好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层，5月1日开始施行的新《信访条例》，不仅确立了“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信访工作原则，而且赋予了各级信访部门更大的权力，其中就包括督办权和建议权。
　　“下访”才是治本之策
　　“如果不是下到基层，有这几个月的亲身经历，根本就不能理解群众为什么要上访，不了解他们有哪些困难、哪些冤屈、哪些需要上级解决的问题。要想减少群众上访，干部就得多下访。”省政协市级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曹金强在参加“全省三级干部下访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回来后，有了这样的切身体会。
　　1995年，驻马店古城电厂二期扩建工程需征用确山县古城村土地。在征地过程中，村组干部与土地部门征管人员串通，骗取国家建设资金111230元意图侵吞。由于被及时举报查处，没有得逞，余款67500元被上缴县财政，村支书王某被留党察看一年。县检察院调查后认为村组干部的行为不符合立案条件，决定不予立案。消息一出，村里立马“炸了”，一些群众觉得检察院“向着”王某，还有些群众怀疑是王某“买通了检察院”，村民们誓要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多次到各级领导部门上访。
　　为了彻底解决这起长达8年的集体上访案，2004年，确山县检察院抽调干警进驻古城村，在进一步走访调查的同时，对当时的征地文件和协议的内容及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复查，通过讲法律、讲政策、讲事实，终于和村民达成了共识。一起长达8年的群众集体上访案息访息诉了。
　　事实证明，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信访难题，就必须追根溯源，变被动为主动，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只有干部多下访，群众才能少上访。为此，从2004年9月到12月，我省组织1万多名省市县三级干部，下访处理信访突出问题，一大批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老大难信访案件得到了有效解决，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下访为解决信访难题找到了一条有效途径。
　　信访机制要创新
　　如何解决一些老大难信访案件？
　　一位信访工作人员说:“信访案件涉及的问题，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处理起来非常复杂棘手。要解决这些问题，光靠老办法很难奏效，必须与时俱进，不断进行方式方法和机制的创新。”
　　处理信访问题，**根本的就是要为上访群众实实在在地排忧解难。在以往的信访工作中，信访听证作为一种有益的创新和探索，较好地解决了一批疑难信访事项。因而在新《信访条例》中，为了提高处理信访事项的效率和效果，突出强调了创新信访机制的重要性，并将听证作为解决重大、疑难信访事项的制度固定了下来。
　　5月24日，漯河市就采取信访听证会的形式，解决了一起历时8年的信访案。
　　王丁寅原是舞阳县第一制盐厂职工。1997年，他因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与制盐厂打起了官司。王丁寅的诉讼请求得到法院的部分支持，并已执行终结。但他认为法院没有全部支持他的诉讼请求，现在被执行人制盐厂已经破产了，造成他的诉权无法全部实现，这都是舞阳县法院违法审判、执行造成的。为此，他多次到省、市、县三级法院上访。市、县法院多次对该案进行复查，都认为案件审理正确。而法院的解释和说明，王丁寅并不认同，他认为那是“官官相护”，是上级法院“包庇”下级法院。2004年他又进京到**高法院上访。
　　为解决王丁寅持续上访问题，漯河市召开了由市委政法委、市中院、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界群众23人参加的信访听证会。听证会上，王丁寅首先诉说了自己对案件的看法和上访理由，市、县两级法院案件承办人也详细介绍了案件审理情况，双方还展开了相互质询，与会人员也谈了各自的看法。听证会**终得出结论，法院审理正确、王丁寅上访无理。而会上充分的辩论和解释也解开了王丁寅的思想疙瘩，他表示服从法院判决，彻底息诉罢访。
　　“听证解难题”验证了一个道理:解决信访工作中的疑难问题需要新思路、新点子。
　　信“访”更要信“法”
　　现实生活中，中国老百姓长期将信访当作“**后的依赖”，很少把司法视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后一道防线。这种信“访”不信“法”行为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传统“青天意识”的作用，是人治的思维模式。
　　一些信访者没有选择司法途径解决问题的原因之一，与其欠缺法律意识不无关系。其实大部分信访涉及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等法律途径解决。就像前文说到的安徽农民张其均，其实他采取法律的程序，通过民事诉讼来起诉医院，如果法院不立案，或有关方面推诿，他还可以利用行政诉讼法，告不作为的官、告不体恤民情的官，或许问题会得到更早解决。
　　我省某地村民就是靠法律打赢了和镇政府的官司，保护了自己的合法利益。
　　2004年初，漯平高速公路建设时占用了某镇4个村220亩土地，交通部门及时将补偿款支付到了该镇政府，镇政府也积极制订了征地补偿方案。但这一方案的规定，使被占地群众能得到的补偿费与预期想象的有较大差距。群众认为镇政府超越了政府管理职能，随即将镇政府起诉到法院。
　　法院经过审理，以该镇政府超越职权、行政行为违犯法定程序为由，撤销了该镇政府制订的征地补偿方案。
　　被判败诉后，当地政府才认识到只有一腔为群众服务的热情，忽略法律的约束是不行的，遂主动向群众承认错误，得到了群众的谅解。这起因反映征地补偿款分配问题的信访案**终依法、按政策得以恰当处理，群众对处理结果也很满意。
　　这一案件显示出群众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在增强，并且对政府的职能有了客观认识和了解；而政府部门也认识到，只有坚持依法行政，不断增强自身的法律意识，才能更好地服务群众、引导群众依法有序地反映问题。
　　相信有一天，当群众都认识到公民权利的保障更多地应通过国家法律的渠道来实现时，曾经让人们头疼的信访问题，也许就不再是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许会容易许多。

                                                               （选自《河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