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中国改革论坛
当前通货膨胀形势、走势与政策选择

一、什么是影响物价总水平走势的中长期因素

按照经典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价格是对短期总需求扰动的重要调节因素。当总需求发生变化时，在短期内，不是还来不及通过总供给的调整
，而是通过价格总水平的调整，使总需求与总供给达到均衡。因此，物价上涨或通货膨胀是短期的宏观经济现象。但是，对于一个处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开放经济来说，对于一个转型期的经济来说，问题就较为复杂了。比如，对于中国这样的正处于经济转型、体制转轨的国家来说，总供给函数即生产函数本身会发生较快的变化。对价格总水平而言，生产要素供给条件的变化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支持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主要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的成本较低，这是中国经济比较优势的重要源泉。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相对丰裕时，其要素的相对价格也会处于较低的水平，当要素供给条件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相对短缺时，其相对价格将会提高。从理论上说，这种变化表现为等产量曲线斜率的变化。

中国未来面对的更为复杂的情况是，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对诸如石油、矿产品等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石油、矿产品等资源控制或掌握在一些国际大国（如美国）和资源大国或国际组织的手中，国际市场上的能源及大宗商品供需关系变化也是长期的和结构性的。

与一般的产品不同，要素价格不完全受市场供需关系的调节，制度因素的变化如劳动力市场制度、自然资源使用制度、环境保护制度等也会深刻地影响诸如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价格。目前中国已进入了人均ＧＤＰ２０００美元到８０００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水平阶段，一系列社会问题日渐凸现，如收入差距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环境和能源问题、公共福利供给不公平和覆盖不足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中国未来长期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这个阶段，公平问题不再从属于效率，环境不再从属于经济发展。国家必须要调整政策，从人的终极的、普遍的社会福利改善出发，强化社会制度的建设。

虽然社会制度的建设成本有一部分要政府来支付，但是，这种制度环境的改变，不可避免地要内化为企业的成本，其直接效应是环境、资源和劳动力的成本的普遍上升。

由于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是一般产品的基础投入要素，其成本的上升是普遍的，涨价不会影响企业之间的竞争力，只会影响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所以，在技术条件给定的情况下，基础投入要素成本上升必定会作用到物价上，推动物价总水平的上涨，成为影响未来中国物价总水平走势的长期因素。

就长期而言，经济发展是一个持续的技术进步过程，即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不断提高。这种生产率的提高对物价的作用是正向的，即生产效率提高，使生产成本普遍下降，导致物价总水平的下降。但是，当技术进步速率放慢时，就会出现生产效率提高，抵消不了要素成本提高的情况。因此，技术性因素也是影响未来中国物价总水平走势的长期因素。

总之，要素市场结构的因素、制度性因素和技术性因素，都是影响未来中国物价总水平走势的长期因素。

　　二、要素市场结构因素变化对未来物价总水平走势的影响 　　

　　１．劳动力市场与劳动力成本

近年来，从２００３年开始出现在珠三角地区的“民工荒”现象，在沿海地区蔓延开来。对于中国是否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论，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将会在２０１３年通过“刘易斯拐点”（蔡 ，《刘易斯拐点及其政策挑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劳动力市场这种结构性变化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农民工工资总水平的上升。

据蔡 的估计，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工资水平２００４年以前１０年间仅涨了６０元，而２００５年一年就涨了１００元。另据《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提供的数据，２００６年全国农民工人均月工资增长了１１．５％，达到９５３元，其中东部地区达到了１２３６元。根据全国各地关于用工的新闻报道，２００７年农民工工资增长的速度更快，全国农民工人均月工资水平超过千元，可能没有什么悬念。加上各项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实施得更加严格，企业用工成本增加幅度将更大。根据美林的调查报告，《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及工资上涨，对珠三角地区纺织服装行业和电子行业造成的成本涨幅，分别为２０％－３０％和３０％－４０％。

另外，务工的农民工工资增长还将推高务农的农民工工资的增长。据《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提供的数据，２００６年务农的农民工工资的增长率高达２９．１％，月均工资达到８２９元，仅比务工的农民工工资水平低１１０元。由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速度大大地低于工业，务农的农民工工资的增长，推动农业成本的提高，必然要转嫁到农产品价格上。因此，务农的农民工工资的增长将成为推动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的一个关键因素。

按照标准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劳动力成本上升是物价总水平持续上升的主要动力。一旦形成工资成本上升与物价上涨相互推动、螺旋上升的动力机制，达到１０％以上的高通货膨胀率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这一现象就是所谓的通货再通胀。工资与物价螺旋上升的机制的形成，一般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在劳动力市场上，建立了按照物价指数的变化，确定工资率即指数化工资的制度（这种制度在欧盟国家中比较盛行）；第二是普遍的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目前在中国，指数化工资的制度并没有建立的迹象，对工资与物价螺旋上升的机制的形成**主要的因素是通货膨胀预期。一旦普遍的通货膨胀预期形成，工人在工资谈判中就会将物价上涨的因素考虑进去，名义工资就会提高，普遍的名义工资提高又会加速物价的上涨。

２．土地市场与土地成本

中国是一个土地严重稀缺的国家，人均土地面积为１１．６５ 亩，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３。同时，目前中国正处于高速城市化时期，城市扩张速度很快，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据，由于城市化所占用的耕地每年大约为２５０万亩－３００万亩，对土地的需求很大。另外，根据国土资源部中国土地勘探规划院的研究，达到粮食安全线（即粮食自给率为９０％）的耕地保有量为１８亿亩。这就是１８亿亩耕地保有“红线”的由来。截至２００６年，全国的耕地保有量为１８．２７亿亩，已逼近耕地保有“红线”。这就说明中国土地供需矛盾十分紧张。

然而，目前中国的土地要素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地方政府控制土地二级市场，土地价格信号严重扭曲。２００４年以来，中央加大力度推进土地二级市场建设，商住用地的取得全部要“招拍挂”，工业用地也开始全面纳入“招拍挂”。土地价格信号扭曲的现象有所改善。虽然，短期内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局面不太可能被打破，但是，随着土地要素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土地价格向反映土地供需状况的均衡价格方向回归是一个大趋势。其结果是土地价格将会不断地提高，而且这种价格的提高是在土地供给刚性条件下发生的。

在土地供给刚性的条件下，对土地需求的扩大，必然引起土地价格的持续提高，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因此，在目前中国现有的条件下，土地成本的提高也不是短期的，而是由长期供需结构的因素所决定的。这种土地要素价格长期上涨，势必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到物价总水平上。这也是支持物价总水平上涨的一个长期因素。

另外，土地资源供需紧张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到粮食价格上。由于土地供给刚性，粮食需求量增长就很难通过增加可耕地面积来解决，目前土地产出率已经比较高，提高粮食亩产将越来越困难，这就会出现土地产出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由此而推高了粮食价格。

３．国际市场因素

近年来，中国对石油、铁矿石和其他有色金融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级的制造大国，中国需求对国际市场价格的走势越来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成为推动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重要力量。

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国际市场大宗商品需求大国，对资源供给的控制能力还很弱，定价主导权基本上掌握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及国际资源大国手中，中国受制于国际市场的境况，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扭转的。中国目前能做的事，只能是改变自身粗放式的生产方式，减轻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中国因素对全球通货膨胀的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

近年来，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的经济快速崛起，这些国家与中国一起被国际社会称为“金砖四国”。这些国家传统上是石油、农产品及其他大宗商品的供给大国。印度是国际农产品大米和矿产品的输出大国，俄罗斯是国际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的输出大国，巴西是矿产品输出大国。“金砖四国”的人口规模约３０亿，这些国家经济的崛起，将深刻地影响国际市场大宗商品的供需关系的变化，这也是导致全球通货膨胀的长期因素。这种国际性因素，反过来会传导到国内，成为推动国内物价上涨的重要力量。

另外，**近国际农产品市场出现的价格巨幅波动也很值得关注，这种价格巨幅波动到底是短期的，还是长期供需关系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目前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很高，三大谷物小麦、大米和玉米的自给率达到了１００％。中国粮食对外依存度高的是大豆和食用油，均达到了７０％左右。另外，目前中国国家粮食储备量比较充足，因此，目前国际农产品市场上出现的价格波动，近期对中国国内粮价的实际影响较小，但其对中国物价走势的中长期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三、制度性因素对未来物价总水平走势的影响

１．劳动力市场制度

劳动力市场制度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劳动合同法》的通过和实施。现在社会各界对《劳动合同法》争议较多。对于该法从立法角度看是否适当，我们不在这里评论，但该法对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力成本的一个直接的作用是劳动合同期延长了和相对固定了，这样就使企业根据市场周期调节劳动力用工数量的能力下降了，同时，《劳动合同法》也提高了企业员工对工资待遇的谈判地位和能力。

应该看到，劳动力市场制度环境变化是与目前政府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全民的福利水平的执政理念相吻合。因此，劳动力成本即实际工资率提高及其对物价上涨的推动也是长期的。而且，这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也是政府要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做的事情。要想缩小收入差距，普通劳动力的工资上涨率就不能长期低于ＧＤＰ的增长速度。

２．环境和资源保护制度

虽然自１９８０年代以来，中国就建立了“谁污染、谁治理”的排污付费制度，也开始收取资源税，但是，从目前来看，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远远没有完全内部化，包括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油气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税率较低。在经济发展初期，这种低成本的环境和资源使用，的确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但经济发展到目前阶段，这种生产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了，而且是不可持续的。

２００６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将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国家战略的重要位置，将“节能减排”作为考核各级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这就说明中国目前对环境和生态的保护以及资源利用正发生制度性的变化。

从国际比较看，目前中国支付的环境和资源成本水平太低，这些成本远远没有被释放出来。随着中国政府对“两高一资”产品政策控制力度的加大，越来越多的环境和资源的外部成本将会内化为企业成本。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环境和资源成本的上升空间将很大，这种成本提高对物价总水平的影响也是长期的。在不久的将来，环境和资源成本的提高可能是导致物价持续上涨的**重要的因素。

　　３．价格管制制度

价格管制可分为两类：一类为短期应急性的价格管制；一类为制度性的价格管制。

短期应急性的价格管制主要是政府为了对付突发性的短期供给冲击而进行的价格管制。２００８年１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对部分重要商品及服务实行临时价格干预措施的实施办法》就属于这种类型的价格管制。这种类型的价格管制的有效性只适应于短期供给冲击而产生的非常规的物价上涨。如果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是一种长期趋势，该政策的负面效果将会逐渐显现出来，即出现供给短缺和“黑市”，政府控制价格的效果将大打折扣，可能还会适得其反，即过低的价格刺激过度需求，过度需求造成短缺，产生进一步涨价的压力。

制度性的价格管制的问题目前主要表现在电力和成品油上。目前中国实行的是煤炭价格双轨制，对国家５大电力企业的电煤价格实行的是煤电联动的半市场化计划合同价格机制，除此之外的煤炭价格完全放开，而电价则实行价格管制。其结果是，在近几年电力需求大增的情况下，导致煤炭供给紧张，引起了煤炭价格大幅上涨，而另一方面，国家对电价实行严格的价格管制，煤电联动的机制并没有得到完全有效的执行。电力企业为了自身生存，减少煤炭库存，部分电厂停机。这种煤电倒挂的机制，也使电力企业经营遇到很大困难。

成品油市场也存在类似情况。目前中国对成品油的价格控制实行的是与国际原油市场部分挂钩的体制。目前成品油定价机制是从２００１年１１月起实施的，核心内容是国内成品油价格的制定依照新加坡、鹿特丹、纽约三地市场价格。但在实际操作中，国家发改委并未严格照此方案调整。可以说目前国内成品油市场价格调整机制尚未形成，同时出于对通货膨胀的顾虑，使得政府对成品油价格的调整严重滞后于国际市场价格波动。２００７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大幅上涨，国内成品油价格扭曲现象日益严重，２００７年１月份至今，国际油价从５０美元一路攀升至１００美元以上，而国内成品油零售基准价仅上涨了约１０％，国内炼油企业受政策影响亏损严重。国内成品油市场供求矛盾日益突出，油荒频频。国内炼油企业的政策性亏损**终还需要政府补贴来弥补。

从表面上看，制度性的价格管制造成的价格扭曲，引发了电力、成品油市场波动，**近主要表现为柴油供应紧张，但更为深层次的问题是，刺激了中国经济对能源的过度需求，使资源不能实现有效配置。这种过度需求包括超额需求和转移需求。

超额需求的含义是：由于对能源价格实行管制及环境和资源使用成本较低，管制价格低于均衡价格，使中国国内对高耗能、高污染的生产和需求高居不下，超出了市场均衡价格下的需求，形成超额需求，大排量的轿车在中国销售很火暴就是一个实际例子。

转移需求的含义是：由于中国国内的能源价格低及环境和资源使用成本低，刺激了国外发达国家的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纷纷向中国转移，有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或者根本就不在其本国生产了。这部分需求是从国外转移到国内的需求，形成转移需求，中国的钢铁生产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２００５年以前，中国一直是钢材的净进口国，但是到了２００６年以后，钢材出口急剧上升，仅用两年时间，中国已经超过了日本、俄罗斯和欧盟，成为国际市场上钢材的**大出口国。

在价格管制下，物价上涨是潜在的，表现为需求压力。价格管制是一把双刃剑，在短期内有抑制价格上涨的作用，但同时会产生长期需求压力，形成推动价格持续上涨的动力，因此，这种需求压力不可能长期不作用到价格上，因为这样做社会所承受的资源错配代价太大。同时也使得“节能减排”阻力重重，实现目标困难很大。但是，一旦解除了价格管制就有可能演变为管制释放型的通货膨胀，这是当前中国政府在治理通货膨胀中**难以抉择的事情之一。然而，无论如何，这一因素是推动物价上涨的一个长期因素。

四、技术性因素对未来物价总水平走势的影响

如前面所说，从长期来看生产率是不断地提高的，物价的影响是正向的。但是，这种正向作用主要表现在制造业上，而对于严重依赖于资源的行业，起主导作用的往往是边际产出递减规律。例如，随着煤炭或石油的开采量的不断增加，开发新的煤矿或油田的成本也会大幅度增加。这种负向的生产率变化，将会推动物价的上涨。目前中国在能源开发方面，包含水利电力的开发均出现了这种负向生产率的趋势。

农业也是一个边际产出递减十分典型的部门。中国的粮食产量从１９７７年的３亿吨上升到１９８７年的４亿吨，用了１０年的时间，从１９８７年４亿吨上升到１９９６年的５亿吨，又用了９年时间。从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７年，中国的粮食产量一直徘徊在４．３亿吨－５亿吨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增长，而在此期间，农业的投入则大幅度增加。仅从政府对农业财政支持一项看，中央财政的各项农业支出从１９９６年的７００亿元，上升到２００８年的５６２５亿元（注：２００８年预算数），这还不算被免掉的３００亿元－４００亿元的各项农业税费。

目前中国出现的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实质上是生产率负向冲击在农业部门的集中体现。这种生产率负向冲击绝对不会是短期的，除非国际粮食市场的供给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国际粮价下降。然而，目前出现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和粮食生产大国，对粮食需求持续增长，只能加剧国际粮食市场的供需关系紧张。由此分析，目前所出现的粮食价格上涨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但涨幅可能会有所减弱。

在当前中国经济中，生产率对物价的正向冲击与负向冲击同时存在。近年来，中国在制造业领域技术创新的速率明显加快，属于规模效益递增的经济增长形式。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大多数制造业的产品价格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这在汽车、家电产品中的表现**为明显。但是，作为中间产品的能源、原材料、农产品等基础产品的价格的上涨，必然不同程度地传递到制造业产品的价格上。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总水平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造业的生产率对物价的正向冲击，能在多大程度上抵消由基础产品价格上涨引起的负向冲击。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看，在技术进步速度加快的时期即所谓新技术革命时期，往往都是物价总水平保持稳定、甚至下降的时期。例如美国，１９２０年代前期和中期、１９５０年代中后期和１９６０年代前期以及１９９０年代都是美国近代经济史上物价比较稳定的时期。

根据一般的规律，技术进步呈明显的周期性特点。当技术进步扩展到一定程度，技术进步的速率将会衰减。中国的技术进步属于学习模仿型的，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和源泉不在中国国内。因此，中国的技术水平与国外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的落差越大，技术进步的潜力就越大。种种迹象表明，目前中国企业在向国外学习模仿新技术方面，所用的时间越来越短。在当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技术创新速度明显放缓的情况下，可以判定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速率也会放慢。因此，在３到５年内，生产率对物价的负向冲击可能会大于其正向冲击。

也要看到，目前中国装备类行业正在崛起，这方面一直是中国的一个弱项。如果装备类行业技术进步能够较快地赶上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形势可能会出现逆转。因为装备类行业的技术进步，不仅对制造业产生深刻影响，而且可以极大地推动能源、原材料基础行业的技术进步，例如，装备类行业的技术进步将使得对深海石油的勘探和开采变为可行，生产率的负向冲击将会减弱。因此，应该密切关注装备类行业技术进步的发展形势，这对于我们理解和判断未来物价总水平的走向是很有助益的。

　　五、对未来中国物价总水平的走势的基本判断

基本结论是：在短期内，物价上涨的主导因素是短期供给冲击，而在这种短期供给冲击的背后，是供需结构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近１０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推动物价持续下降的动能逐步减弱；劳动市场结构和制度的变化，将导致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各种资源要素低价使用状况将逐渐改变；价格管制所产生的资源错配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这些长期性的因素，可能导致我们在今后３－５年中一直会面临一定幅度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如何采取正确的宏观政策，既控制货币量的增长，稳定住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又保持中国经济一定水平的增长，是一个重大的挑战。（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课题组；课题组成员：樊纲 刘宪法 龙隆；执笔： 刘宪法）

发表于 @ 2008年07月18日 09:14:00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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