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农村金融市场长期存在诸多弊端，其核心是农民“贷款难”。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后，以盈利**大化为经营目标的这些公司纷纷调整自己的经营战略，大量撤并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分支机构与营业网点，逐步向城市收缩并上收贷款权限，甚至长期承担农村地区**重要金融职能的农业银行也不例外。

　　“现在只剩下农村信用社一家国有金融机构，农民贷款特别难。”李开平说，除一些产业龙头企业享受每年国家给予的政策性补贴和专项贷款，真正满足更广泛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所需的贷款微乎其微。

　　近年，国家为了支持农业发展，对现有的金融体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例如中国农业银行改制、信用社改革、成立邮政储蓄银行以及3种新型金融机构(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设立等，其目的是为了引导资金流向农村。

　　一般而言，对于现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有竞争力的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中包括处于产业化“临界点”的农业，农户也许只有几千元或者几万元就可以开始生产。由于市场定位和历史原因，农村信用联合社对于农业产业化作用首当其冲。

　　记者来到江西省水产养殖大县——九江市彭泽县，当地一位姓张的养殖户介绍，以前信用社给予单户的养殖贷款一般不超过3万元，即使是大户也不超过10万元，由于水产养殖成本较高，仅饲料一项每年每亩的成本就在3500元，再加上增氧机、水泵等设备费用，“一般规模养殖50亩的话，差不多30万元，单凭养殖户自我积累很难发展起来。”

　　此外，农民在不具备银行要求的抵押物的情况下，联合担保贷款成为一种不错的选择，当地信用社在对水产养殖行业的情况摸底后确认可以给予该县养殖协会提供联保贷款，那位姓张的养殖户说，“由协会成员自筹贷款担保基金，每位成员缴纳不少于3万元的担保基金，可以通过合作社取得担保基金4倍以上的贷款，一般养殖户贷款额度可以放大到12万元到40万元之间。”

　　对于这种“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担保公司+银行+农户”的农村金融模式，汪世彪也表示了认同，“我们生猪协会也已经把这个申请报告提交给省农业银行，差不多快批下来了。”

　　这种模式主要是基于《担保法》中规定担保机构对单个企业提供的担保责任金额**高不得超过担保机构自身实收资本的10%，即龙头企业或者合作社“以一当十”的贷款杠杆功效。据悉，国内学术界对于该模式给予很高的评价，刚正式赴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的林毅夫曾为此递交过一份《推广龙头企业担保公司，增加农民收入，缓解三农问题》的提案。

　　然而，李开平表示了疑义，“在现有的发展情况下，这种模式并不具普遍性，早些年江西也尝试过成立担保公司解决农村金融问题，但可持续性较差，前提是这个龙头企业或者合作社比较有实力，实际上没有几个农业企业能够一直强势。”李的担心也不无道理，记者在采访中得知这些成功案例更多具有“示范性”和“扶强做大”的意义，对于更为广泛的中小农业产业化企业操作性不强，其中关键还在政府方面。

　　万年县委书记陈荣高向记者透露，万年县生猪、贡米和珍珠三大产业已分别组成了产业集团公司，通过“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要是条件成熟的话，可以考虑整合资源上市”。

　　对于农村金融“新政”，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界，都对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这三种新型金融机构寄予较高的期望。

　　据悉，在上述三种新型金融机构中，现阶段江西省仅有一家村镇银行——修水九银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毛根发介绍，“村镇银行，听说了，也和一些县里的领导和银行讨论过这件事情，但是这类银行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产业资本有严格的股权比例限制，肯定对于农业产业化发展有限制。”

　　毛的担心也暴露了金融制度上的“悖论”，即商业银行以盈利为目标，控股村镇银行不但出资还得背负所有债务，银行的责任和权益存在极大的不对等。可想而知，寄望商业银行积极地投资经营村镇银行是一种奢望，村镇银行对于农业产业化的推动力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