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今天现实的社会主义与卡尔·马克思先生构想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相比，可以说是相距甚远、面目全非，但是，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社会的转型和进步仍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据中国**权威的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于1月16日召开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学习如何贯彻胡锦涛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精神，总结交流工程实施一年多来的经验，部署今年的工作。掌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正式宣布：“现在实施工程已进入攻坚阶段”。可以看出，按照胡锦涛的思想和执政思路构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当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大核心内容。这意味着，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发展正在寻找并将遵循新的理论体系。也就是说，当下中国在理论上正处在承上启下的转型阶段，具体表现在：

一、从“稳定压倒一切”到“建立和谐社会”

1989年2月26日，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990年12月24日，他强调：“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然而，随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稳定不仅是社会发展的条件，还必须是社会发展的结果。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安康、舒畅，成为这个时代的新特点。2005年2月11日在贵州考察工作时，胡锦涛就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以后在多个场合，胡锦涛多次突出强调建立“和谐社会”，成为这个时代的强音。

从本质上来讲，“稳定压倒一切”和“构建和谐社会”都是为了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但深入研究即可发现，前者与后者又有很大的区别：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往往是从上到下，后者更多考虑的是基层百姓的实际利益；前者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后者则强调社会内生的稳定条件，注重自主、自觉性。

二、“发展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鲜明地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在这个硬道理下，邓小平的实践性表现为“摸着石头过河”理论。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国发展走了25年，成绩蜚声国际，代价也是沉重的。改革初期阶段，成本比较低，但改革后期，尤其倡导与国际接轨后，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成本在不断加大。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单位GDP能耗**高的国家之一，煤电油运“绷得很紧”。七年来，中国耕地就减少了一亿亩，超过全国耕地总量的5％。这说明，发展的硬道理需要“硬支撑”，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尽管发展依然会是中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主旋律，但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去年以来，人们听到**多的一句政治口号是“科学发展观”，这一发展理念“刷新”了过去20多年所有的发展理念和相关政治理论。中国改革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些经验，现在到了将经验总结为理论，并对实践作出指导的时刻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硬道理”的改革方针在历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今后或许还继续会在某些领域起一些作用，但绝不能再作为未来改革的主旋律了。

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消灭贫富差距、注重公平”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近二十年来，邓小平的前半句话已经得到落实，但邓小平提出的**终目标是共同富裕，至今尚未着落。胡锦涛上任后，提出了由中国在发展经济时必须力争在外部与内部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领域与经济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建立平衡关系。胡锦涛是希望在中国人均GDP达到或超过3000美元时，可以落实邓小平提出的中国人民将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解决地区、城乡、贫富之间日益扩大的差别，实际上宣告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阶段性政策完成了历史任务。

四、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为本”

近十多年的发展现实证明：富者越来越富，穷者更显得贫穷，而且越穷越没有条件改变自身发展命运。这是因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指导下，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与此同时，社会不公平造成许多矛盾紧张与社会不和谐现象，潜伏隐患，不时爆发，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将更为突出，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宗旨不符。新一届政府提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仅要关心经济增长的速度，还要关心中国将建立一种社会自然均衡发展的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喊了几十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其根本目的是要满足人的需要，是以人为本的出发点。在人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关系中，经济社会发展是手段，而人的全面发展则是目的。人，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当前中央高扬“以人为本”的旗帜，过去偏重于物质财富的增长，将转向更加重视人的发展。以人为出发点，围绕人民群众的需要，解决人民群众的疾苦将是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

五、从“社会主义本质”到“和谐社会六大特征”

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进行了原则的概括，即社会主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终实现共同富裕”。这28字“本质论”的提出，准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中国突破传统的社会主义认识窠臼，走出计划体制的羁绊，迅速发展经济，曾起到无可比拟的作用。2005年初，胡锦涛在《和谐社会高级研讨班》上，对和谐社会基本特征进行了原则概括，即“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又一个28字“特征论”的提出，现实地回答了社会发展的目的和道路，为中国突破传统发展理念，走科学和谐的发展道路，明确了可选择的路径。

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的转变，尤其是社会基本价值取向的调整，意味着中国社会面临着又一次重大转型，意味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而科学发展观恰是这个时代呼唤的新理论。虽然 2006年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开局已经启动，但新一届领导集体能否做好这个时代的领军人和开拓者，除了形成适合新时代发展需要的基本理念之外，更重要的是能够解决好时代交替面临的主要问题。因为当前中国依然面临着众多新的难题和困难，概括起来，至少有十个方面：

1．理论、观念转换，能否真正超越邓小平时代传统。当前的新理论——科学发展观，既要追溯与寻找自身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渊源，又要超越邓小平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解读，并确立时代所需的理性价值与特质，如何实现理论上的继承与扬弃，还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

2．利益矛盾多元化，能否形成新的社会凝聚力。二十多年社会不平衡发展，社会阶层分化，已形成多元利益结构主导下的利益集团对峙格局。社会阶层的刚性化趋势又使各利益集团间的矛盾越来越难以调和，冲突四起，甚至激化。在新的理论指导下能否重新整合社会秩序，凝聚民心，化解利益冲突，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3．中央与地方的博弈，能否从体制上确立新的利益平衡点。改革的初衷及终极目的都是为改变集权时代的弊端。但中国开始进入“地方分权”，强调地方利益而藐视中央，陷入了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只想服务局部及眼前利益的漩涡。地方权力膨胀，地方割据严重，中央政府的总体部署与宏观指导，是否能顺利贯彻?其阻力及难度不能小觑。

4．腐败成为“改革”挥之不去的痛处，能否建立新的制约机制。腐败在全党、全国蔓延，已发展为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事。**大的问题是，由于缺少来自社会及其它党派的监督，党内的腐败**终要由党自身来解决，因此，如何形成真正的反腐制约机制，已成为执政党保持执政地位首先要面对的一大挑战。

5．高增长既是现有矛盾产生之源，又是解决未来问题之本，能否有效摆脱经济发展的“两难困境”。追求经济指标的高速增长既是中国诸多矛盾产生的根源，又成为掩饰矛盾与问题的遮羞布。但中国经济现已成为无法停歇的巨轮，一旦减速，隐形的矛盾即会显露，甚至激化，如何摆脱这“两难困境”，是科学发展观真正得以落实的关键。

6．政府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又是公共产品的专权享有者，能否切实落实“新三民主义”的执政要求。中国的改革由政府趋动，改革的成果亦由政府分配。现阶段要解决“社会公共产品及服务”提供不足，严重缺失问题，但政府及特权阶层已成为社会公共产品的优先享有者。如医疗、住房、工资等改革不公平所形成的社会巨大差异，已是缓解社会利益矛盾，建立和谐社会的首要难题。

7．依法治国与民主政治，能否在执政中得到有机和谐的统一。民主和法治是国家政治建设的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现代社会既需要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民主与自由，又要求构建充分民主、自由条件下的法治社会。离开了民主的法治，缺少了百姓的言论自由，利益诉求管道，建立的只能是政府对百姓、领导对群众、上级对下级的单向“法治治理”，所以，和谐社会既需要法治也需要民主，不可偏废。

8．社会公平是时代的强音，能否建立真正有效的公平博弈机制，以实现“社会公平”。社会公平，是所有现代社会寻求的基本价值坐标，但公平的真正实现，从来不是单靠政府的施舍，而是社会各个利益集团、社会阶层互相博弈、竞争甚至斗争的结果，是多方博弈建立的利益均衡机制的产物。在利益均衡机制、平等博弈基础上建立的公平，才是长效的，有保障的。因此，社会公平首先需要公正的法治(博弈)环境，以维护程序正义，中国不可回避的要面对这一现实问题。

9．经济发展动力，能否从政府之手转向市场之手。中国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依赖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其所占比例连年突破百分之五十，投资拉动型经济的主导者是各级政府，看似热闹，但效率低下，且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生态破坏。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要求转变发展模式，要求政府之手逐步退出市场，由市场之手主导经济发展，即建立市场内生的高效运作机制，但阻力不可低估。

10．社会运行周而复始，能否建立完善的“自我纠偏机制”，保持社会平稳进步发展。中国社会能够步入第三时代，无疑是社会的进步。但这种跨越式发展，既是前期发展提供的基础，又是对前期问题积累的无奈之举。再追溯到二十多年前，中国第二时代的跨越，也同样是面对“文革”后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做出的历史性抉择。社会运行的这种周期性现象，表明中国社会发展缺乏有效的“自我纠偏机制”。建立长效随机纠偏机制，**终能否走出已多次出现的“强力纠偏”跨越式发展的“怪圈”，保持经济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进步，是对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的又一次新考验! 

                                                        ——摘自《中国改革观察报告》